我也是退休快十年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了，风风雨雨大半辈子，经历错综复杂的大小事情多如牛毛，好多该记住的人和事有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可是六十多年前我在本村读初小时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不时就会浮现在眼前，还晃来晃去，总也不愿忘记。你说奇怪不奇怪。

绝对不是我有意吹牛，我也不知什么原因，连最早的老师还能叫出姓名。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叫柳学化，开学没几天她就在原是富户老屋的“高台屋”教室的课堂上，高腔大调地宣布，给了我一项特权。她拿着个很长的教鞭棍说，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不管哪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胡捣乱，王士敏可以代表我拿这个棍狠打。不管打到谁，打得狠不狠，也别找我告状，就是告状也告不赢。这可一点不假，现在健在的一年级老同学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经过很多年了，一次我到我岳父家走亲戚，我还不知道柳老师婆家也是巴河涯的。柳老师老得已不像样子，她在路口一眼就认出了我，还随机喊出我的姓名，还说到我的教鞭特权的事儿。想想我也真是有愧于柳老师，给我恁大的特权，几十年了就没有打听过柳老师的下落。她还跟我爱人一个村，偶然碰上才知道。早就应该经常备厚礼去看望啦。

也记忆不准是上几年级了，一天上午我抱着很沉的一摞子作业本，去给张登花老师送作业，竟出了天大的笑话。我从教室出来，抱着大石头一样的作业本，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有坑坑洼洼的碎砖渣路段，有几个篮球场一样大、像大坑一样的校园路。我还穿得破破烂烂的，特别是家里很穷，只单穿了裤子，没有内裤。别说有腰带了，连个麻绳系住也没有，长长的土布裤用手使劲一卷，就算穿好了裤子。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终于来到教师的大办公室了。满屋子的男女老师都在办公室安分守己地忙着。我大声高喊：“报告，我来送作业来了。”张登花老师一抬头，就在这时我的裤子忽地滑落到地，露出了还很稚嫩并不怎么肥硕的下半身。张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露出慈祥的面容说：“作业本你就不用管了，你提好裤子回去吧。”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像抱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一样，步履缓慢地很久才回到了教室。想起来可笑，我才刚进入七岁上学年龄的小屁孩，又绝不是王子或者暖男，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什么低俗表演。

还有一次校长赏给我一次特别有脸面的任务。学校举行全校师生大会，上完四年初小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无非是说学校和老师的好处，是鲁和平上台发的言，发言稿估计是自己写的。我是代表在校学生发言。不知道是校长还是语文老师写好的稿，让我在台上高声念出来。因为我个头小，是韩圣星校长亲自把我抱上台的。因为个头太小，站在凳子上才露出个头。字很大，还提前让我试读了一遍，旁听的恁多人都说可以，我才正式被批准上台发言。我全神贯注使出吃奶的劲儿，绝对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也绝对不是播音速度，终于念完了。在不是雷鸣般的掌声而是一片叫好声中，韩校长又把我抱下了讲台。

这次壮举大长了我的美誉度，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都知道我是个绝对优秀的好学生，还成为了俺学校附近几个村街谈巷议的永恒话题。无形中我也跟着荣耀了一回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