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抗击日伪顽匪进犯

豫皖苏边根据地的开辟，扼住了日军进攻武汉、侵占中原的咽喉，日军如坐针毡。为维持津浦、陇海交通线的安全和对豫东占领区的统治，日军从1939年12月开始，接连发动了多次“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坚决动作，不惜死伤，不惜疲劳，以坚决果断迅速之动作，实行猛击而疲惫之，麻痹之，务求消灭之，收复各据点”的命令，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神出鬼没，四处出击，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萧宿永军民粉碎日军“扫荡”

1939年12月开始，日军接连向豫皖苏边区的萧宿永地区发动了冬季和春季“扫荡”。

1939年12月中旬，驻萧县、永城、宿西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内有骑兵数百名），分3路“扫荡”萧宿永地区的我方部队，占领了王白楼、李石林、刘河等地。这次“扫荡”时间长达半月之久，日军“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抢粮。

新四军一、三总队和地方武装400余人开展了反“扫荡”斗争。我军开始时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迷惑敌人，疲劳敌人，寻找有利战机。12月底，我军又派一营兵力深入萧永边敌后，不期在刘河与敌骑兵相遇，最后在战斗中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于28日撤退。敌人的冬季“扫荡”至此被粉碎。

在12月底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后，我军又于1940年三四月间，粉碎了敌人的春季攻势。1940年3月，日军驻徐州二十一师团，为了合击萧宿永地区，又纠集了萧县、宿县、砀山、黄口车站和永城等地部队，组成步、骑、炮联合部队，分5路对我方发起春季“扫荡”。

当时，我军在萧宿永地区活动部队更有5000余人，虽然未经整训，但各部队配合密切，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反“扫荡”行动从3月17日一直持续到4月1日，我军在萧永大地上夜袭张大屯，围攻王白楼，血战阎井、丁楼，伏击永砀路，激战李黑楼，作战20余次，毙伤日伪军1500多人，其中包括日军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板木平什少尉多名日军军官。

反春季“扫荡”中的李黑楼战斗激烈悲壮，尤其值得铭记。4月1日，鲁雨亭部在芒砀山西南脚下的李黑楼村区域与近千名日军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134名壮士的鲜血染红了芒砀山麓，日寇留下300余具尸体狼狈逃窜。但不幸的是，鲁雨亭总队长在这次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41岁。

鲁雨亭，原名鸿逵，字羽亭，1899年生于永城县山城集，1939年入党，在开辟和保卫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斗争中，功勋卓著。为了纪念他，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于1940年4月3日作出关于纪念鲁雨亭同志壮烈殉国的决定，将永城山城集改为雨亭集。4月14日，六支队政治部在新兴集精忠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彭雪枫致悼词，高度评价鲁雨亭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是个人服从组织、党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模范，是拥护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的模范，是效力以为党、精忠以报国的模范！他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的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英雄！”

4月18日，彭雪枫又在《拂晓报》上专门撰文悼念鲁雨亭，他说：“豫皖苏边最大的不幸，最大的损失，最沉痛的日子，是在这一次反‘扫荡’的胜利中失去了我们的雨亭同志！失去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

睢杞太和路北边沿区军民抗击日军“扫荡”

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的彭雄，曾用名彭文灿，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10月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黄河支队支队长。

黄河支队一团在单虞接合部，先后攻打了伪据点袁寨和董寨，一举歼灭了汉奸武装。一团敌工股长兼工作团团长李汝太，带领人员深入到虞城腹地开展群众工作，收集敌人情报。1940年11月中旬，日伪纠集驻14个县的兵力，进行了近20天的残酷“扫荡”。这次声势浩大的“扫荡”同样被抗日武装粉碎。在巨野南部大刘庄一仗中，抗日武装共消灭日伪军200余名。

在豫皖苏边中心区军民进行反“扫荡”的同时，睢杞太军民也在战斗着。在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马庆华牺牲后，豫皖苏边区党委于1939年11月派韩达生任特委书记（1940年1月改睢杞太特委为睢杞太地委，韩达生任书记）。韩达生是河南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入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杞县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共青团河南省委常委，中共洛宁工委书记、洛宁县委和洛宁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11月到达睢杞太后，他很快组建了特委领导班子，整顿恢复了县级党组织，年底正式组建了睢杞独立团（1940年6月改为睢杞太独立团），开展反击日寇“扫荡”的斗争。

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的6个多月中，睢杞独立团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屡获胜利，其中著名的有葛岗、邢口、白庙、西陵、瓦岗、板木等战斗。1940年6月，日伪在睢杞太地区又进行大规模“扫荡”，独立团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的支持，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相机扰敌；集中力量，相机歼敌，先后进行了瓦岗、经楼伏击战和门楼张阻击战，给“扫荡”之敌人以沉重打击。其中的经楼伏击战，击毙睢杞太三县警备司令官内藤少佐以下日军17名，伤20余名，缴获步枪17支，短枪2支，子弹900余发。

此时，边区派孔石泉来到睢杞太地区，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力量。在战斗中，睢杞太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独立团发展到千余人，还建立了睢县大队和睢太大队，配合独立团作战。睢杞太军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豫皖苏中心区武装保卫边区的斗争。

一条铁路之隔的陇海铁路北商丘边沿区的军民，在日军向湖西抗日根据地“扫荡”之时，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0年6月，日伪出动2.5万多人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黄河支队在彭雄的率领下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根据地军民反摩擦斗争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改变了对待国民党的方针，由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方面也因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方针，出现了投降日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反共活动的倾向。中共中央已预见到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在1939年8月19日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对国民党顽固而未开化的军队（简称顽军）制造的摩擦和进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还击。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商丘土顽（即指地方性的反动顽固武装）蒋心亮部和窜踞永夏边境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从1940年年初开始就不断制造摩擦事件。4月以后，摩擦进一步加剧。他们多次夜袭区乡民主政权办公处，逮捕、枪杀、活埋抗日工作人员和家属，据不完全统计，2月至5月间，被他们枪杀、活埋的抗日人员竟有50多人。他们还胁迫民众开会，宣传汉奸主张，并且策动夏三区抗日区队30人枪哗变，以致配合日伪“扫荡”，包抄新四军的后路。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豫皖苏永夏中心区军民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争，反对倒退”三大主张，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坚决还击。

1940年2月16日夜，蒋心亮部中队长夏俊杰，率兵袭击永城四区曹集办公处和夏三区杨楼办公处，枪杀办公处工作人员20余人，将公款、文件和附近民众的财物洗劫一空。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六支队即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告民众书》，要求“给这些汉奸丑类、民族版徒、人民公敌以无情的打击”。2月25日，在新兴集召开万人大会，永城麻仲集妇救会主任陈老太太代表群众发言，愤怒声讨顽固派的罪行。1940年5月，永城独立团在夏邑会亭集一举歼灭了蒋心亮部夏俊杰、夏立亭部，俘获百余人，并将两匪首击毙，粉碎了蒋心亮在商丘制造摩擦的企图，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