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 瓜

　　爬瓜就是偷瓜,也就是为了防止被发现爬着去偷瓜。农村有句俗语就是：“生瓜梨枣谁见了谁咬”，也就是说偷瓜不算贼。在小时候，我们生活在农村的男孩子们大部分都做过“偷瓜贼”。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物资极其贫乏，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炎热的夏天能吃一个甜瓜或者一块西瓜，那无疑是人间最美的享受。在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我不再跟村里的女孩一起下地割草，而是加入了男孩的队伍，并且很快成为一帮小伙伴的头。

　　那时候，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是要下地割草或挖野菜喂猪喂羊的，往往是一些关系较好的结成一伙，吃过饭相互喊着下地。我们这一伙大部分是在学校一个班的男孩，也有两个低年级的同学，我是班长又能给他们讲故事，所以渐渐地成了“头”。我们这一伙有着严密的分工，有专门负责“爬瓜”的，有专门负责瞭望的，有专门看衣服和篮子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看衣服”，凡是去“爬瓜”的伙伴都脱去衣服，年龄大点的只穿裤衩，年龄小的一丝不挂，这样不易被抓住。因为夏天浑身是汗再加上在地上爬滚个个都成了泥猴，身上非常滑溜，没有可抓之处。我们还编制了“暗语”，例如“芝麻茬”意思是没有人赶快往里爬；“破鞋底”意思是放心拣大的拽；“打响鞭”意思是有情况赶快往外窜。这样的“暗语”我们有好几套，我们轮流使用，所以不易被看瓜人识破。我们“爬瓜”一般是在下午的一两点，这时天气比较热，生产队里的看瓜人都躲在瓜庵、瓜棚或者瓜地旁的树荫下乘凉。负责“瞭望”的伙伴在瓜地附近的高地或者大树上，也就是能观察到瓜地全景的地方，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发出“暗语”，或进或退，这样我们屡屡得手。我们也不贪多，每次“偷”的够一人一个甜瓜或者一大块西瓜就行，仅仅饱饱口福而已。“爬瓜”后，我们在河里洗干净，便躲在浓密的树荫下吃瓜。伙伴们一边吃瓜，一边嚷嚷着让我讲故事。吃完瓜后，我们到河里玩耍或者进行游泳比赛，直到太阳偏西，才抓紧时间割些草回家。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们“爬瓜”屡屡得手，不是我们多么高明，而是大部分是看瓜人发现是几个小男孩“偷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是都是附近的小孩，二是天气炎热懒得追，三是生产队几亩甚至十几亩地的瓜，几个小屁孩尽其能能“偷＂几个瓜，所以没有必要去“抓”。有时候发现了，有些看瓜人也只是喊两声，吓跑我们而已，没有真追。

　　凡事总有例外，有一次，也是我最后参与“爬瓜”。那天是星期六，吃过午饭，我们照例互相喊着下地割草。路上，“王老肥”（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长得较胖，同学们给他起个绰号“王老肥”）建议去“偷”他们生产队的瓜，而且一直要求我去“爬瓜”。以前，我都是看草篮子和衣服，没有上过一线。“王老肥”生产队的瓜地紧挨着一块高粱地，高粱地的另一面是一条河，河水很深。我们选择从高粱地下手，一是有高粱的遮挡好隐蔽，二是另一面是河流，我们都会游泳，而且都光着身子，看瓜人都是大人，都穿着衣服，一旦我们被追赶，只要我们跳到河里，他们便追不上了，因为等他们脱掉衣服，我们已经游得很远了。我们趴在高粱地和瓜地交界处，向瓜地里张望，烈日下，瓜地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人影。同时负责瞭望的伙伴也发出：“芝麻茬－－－芝麻茬－－－－－－”我们便往瓜地里爬。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队人向我们包抄过来。我心想：“不好，中埋伏了。”赶紧喊了声：“快跑！”便冲进高粱地，向河边跑去。当我快要冲出高粱地时，前面的高粱突然歪下，将我绊倒，被一个大个子逮住了。大个子冲我笑了笑，带着得意的神情对我说：“傍黑回家时，来我们瓜棚一趟。不来，就告诉你们校长－－－－－－”

　　太阳刚刚落入天幕中之后，我㧟着平篮子草来到王老肥生产队的瓜地，大个子早已在那里等候。他身体微胖，看上去若三十五六岁年纪，很精干。他伸手把我的篮子要去，到瓜棚里去了。正当我忐忑的时候，大个子掂着满满一篮子的草过来了，并笑着说：“你跟我家小胖是你同班同学，以后想吃瓜，让小胖给你拿－－－－－－”我感觉篮子很沉，而且还发出瓜的香气。

　　我到家往外倒草时，发现草下面是半篮子甜瓜。这时候，父亲也下班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况，问我缘由，我如实告诉了他。父亲用秤称了称瓜的重量，让我领着去送钱。原来大个子是“王老肥”生产队的队长，并且是“王老肥＂的父亲。王队长坚决不收父亲的钱，而且口口声声：“邓主任，咱自己的孩子吃个瓜，那不是应该的？－－－－－－”最终在父亲坚持下，王队长打八折收了钱。这里要说明的是：我父亲不是什么主任，而是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县的农业技术权威，曾是县委书记、县长的技术顾问，人们尊称他为“邓主任”，各公社的领导也请他去进行技术指导。

　　回到家里，父亲看着我们姐弟几个吃瓜那香甜劲，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作为一个县的农业技术权威、水稻专家，连妻儿的温饱都不能保证，还落户到异乡的农村，是多么无奈，是多么痛苦啊！

第二天，我起床较晚，我们的一小伙伴到我家里喊我下地割草。一出门，他便告诉我：昨天，我们被“王老肥”给出卖了，“叛徒”已被擒获，就在村外的小树林里，等着你看怎么处理。小树林里，伙伴们有的握紧了拳头，有的手里攥着树枝，有两个伙伴拧着“王老肥”的胳膊，其中一个年龄较小的向我报告：“头，‘叛徒王连举’被我们逮住了，怎么办？”（王连举源于《红灯记》）我看一眼正在哆嗦的“王老肥”，摆摆手说：“让他走吧，我们‘偷’人家队里瓜也是不对的。”伙伴们听了，有的低下了头，有的脸红了，‘王老肥’趁机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参与过“爬瓜”，究其原因可能是第二年分地到户大集体结束了吧，也可能是我进城上初中的吧，具体什么原因现在也说不清。可是那个王队长，一有机会就找我父亲汇报工作，谈自己如何搞好生产队的设想。他能说会道，设想又比较切合农村实际，博得了父亲好感。一次村级换届时，在父亲的建议下王队长变成了村干部，父亲调离那个县，我们全家搬离那个县时，王队长变成了村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