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商帮

每个商帮都有不同的特点。以在一定时期内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徽商和晋商为例，商帮的发展各有不同的轨迹。

一、晋商——和衷为贵，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较早崛起的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和同治统治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和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突出“和”；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以经营茶叶著名的山西常氏家族把“学而优则贾”写进家训[2]P94。

二、 徽商——崇儒重德，学而优则仕

徽商与晋商齐名，“无徽不成镇”，著名的徽商大院坐落在歙县新城区富资河畔，其中有居住楼、书院、家祠、戏台，还有牌坊、小桥流水、假山盆景等。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在于“儒”字，崇儒重德。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信誉，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徽州人一直坚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旦有了机会，就有到宦海一搏的兴致。祖籍安徽的胡雪岩曾被称为“红顶商人”。他长于经营之道，富甲一时；他具有清朝官员身份，并积功升迁至“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所戴朝冠顶上饰以镂空珊瑚，俗称“红顶子”，以商人的身份，戴红顶子，是清朝极少数的特例。

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这些商帮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并将这些钱财带回家乡，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他们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

其他商帮各有不同的特征。福建商帮亦盗亦商、广东商帮内涵丰富、陕西商帮行道多多、山东商帮全民经商、宁波商帮后来居上、龙游商帮海纳百川、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江西商帮讲究“贾德”等。

商帮盛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基础。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是商帮兴起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明朝中后期，农产品的商品化普遍提高，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自然地理特征。地狭人稠的地区，使得人们只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生存需求，自然灾害又非常严重，使一些人走出去开始了经商之路。第三，政府政策的制定。明代洪武年间，统治者废除了元代匠户长期服役的制度，放宽了工匠的某些权利，增加了工匠自由支配的时间。神宗时期实行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放宽了户籍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可以走出去经商，依托地缘结帮经商。第四，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走上富裕之路。由于当时商人社会地位较低，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他们必须和官吏相结合。比如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也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

商帮（帮会）的作用很多，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商帮在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变迁，明清的商帮以强烈的创业精神和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百年的辉煌，也给我们留下了探秘商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山西太原市读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