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数的强烈对比令人感叹。一边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印了600万册；另一边是真正的古籍却印数很少，比如《杨万里集笺校》只印了2500册，刚上市的《楚辞章句疏证》仅印了1500册。”日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表达了对古籍图书印数的忧思：“这样的印刷量，出版社不再会热心去认真做古籍整理，而大家都不费力气通过笺注去读原著，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承就只是一句空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的确是当前古籍出版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当下经子注疏之书，今注版本过多，古注版本过少。这种不合理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受古典文化教育的学生也不啃古书”，只嚼别人嚼过的馍。

    楚辞工具书印数递减

    对比一下印刷数字，让人很有沧桑感。以读楚辞的工具来说，《楚辞章句疏证》前有三本书：第一次排成标点的宋朝朱熹《楚辞集注》，1978年的印数是4.3万册，定价1元；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当时的印数是2.3万册，定价2.1元。到了1996年金开诚等校注的《屈原集》出版，印数已经降成5000册，定价38元。

    学中文者也不读古籍

    朱伟指出，现在即使是学中文的人都不爱读古籍，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快餐文化――找一篇翻译过来的文字，理解个大致意思就行了，懒得去读那些密密麻麻繁琐的注解。然而，古文字往往多义，笺注的好处恰是能提供语境的多种可能性。“如果大家都不再去读古文字，不要说是那些哲学著作，就连唐诗宋词也只看译文，又如何体味意境的奥妙呢？如果连研究祖宗遗产的人都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根真的没有了。”因此，如何让大家通过趣味桥梁去重新接触古文，应该是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事，可悲的是，现在国人中英语越来越普及，有兴趣去钻研汉语的人却越来越少。

    仅读今译本无法传承

    对此，赵昌平表示，目前无论是中华书局也好、上海古籍社也好，每年都要做几十种明知要亏钱，但是非出不可的书。他们非常清楚，像于丹那样的畅销神话是不可持续的，要提升阅读，不能光靠于丹。他指出，从学术普及的角度来说，对经子古籍进行现代汉语的注释、现代汉语的翻译，有利于一般读者接触、理解这些古籍的思想。但是我们始终必须看到，在对经子典籍的理解上，今人是远不如古人的。更重要的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沟壑，基本古籍由竹帛、金石至于各种纸质抄本，版本纷芜，歧义迭出，如果不是对古籍有深切的理解，是极难翻译成为现代文的。

    赵昌平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过一个提案，指出“要十分重视、充分重视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和整合”。他说，这几年来，国家对古籍整理的投入呈几倍增加，但国家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的质量却存在下滑的趋势，有的大型工程的稿件的错标漏标现象非常严重，这与专业研究领域的学生都读比较浅的普及读物有关，而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已经开始担纲国家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的编著工作，长此下去，要不了几年，这项事业将要成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