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乃商之始祖，商丘是商业经济发祥地，为不争之史实。

　　《诗经·商颂·殷武》对当时商部落的商业贸易活动描绘得淋漓尽致，其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可见当时的商贸经营是何等繁荣。由于商丘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历史上虽然战乱频仍，水旱蝗灾不断，但却一直为“五省通衢”、商贸重镇，在商业经济活动中起承南启北，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导致了历代兵家必争，称雄逐鹿。

　　行为商，座为贾。商部落，商朝之人总是流动贸易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建立永久的商业贸易场所，不但自己经营，还得把外地人吸引到商地来经营。因此聪明的商丘的先人便大兴土木建起了商城、商都，“荡西离居，罔有定极”，说明有了商业的发展才有了城池、城市的兴起，改变了贸无定点，易无固址的局面。商业发展了，城市兴起了，又促进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因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政治和军事的斗争越来越趋于高层次的突破，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也迈向了更高的阶段。《六韬》形容商朝都城“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行车酒，马行炙”。到了春秋时的宋国，其都城更是规模庞大，繁荣兴旺，城垣逾10里，人口10万众，成为中原、沿海一带政治，经济、交通和商贸中心。哈佛大学张光植教授对商丘古城进行地下文物勘探考查认定，宋国的都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古代都市，并且历经存在千年，实属罕见。古时的商丘，交通便利，水网密布，泽渚相连，极有利于发展工商业，营建大型都市。春秋时期，宋国还是多国君主频繁议事，会盟签约的地方，从这一点也说明当时经济的繁荣，接待条件的优越和城市功能的健全。有繁荣的商业经济所带来的雄厚经济基础，才有了发达的文化进步，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的“鼻祖现象”。继商人鼻祖王亥之后，文哲大师庄周、老子、微子、墨子和“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至圣先师孔子，其故里均在商丘。更有历代文人独领风骚，“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三世一品”等才俊辈出，在商丘历代传为佳话。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南朝文学家江淹，兄弟双状之宋庠、宋祁，唯物主义思想家吕坤，明末大才子侯方域，中原名儒汤斌等，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灿若北斗的文化名人，使商丘素有“人文渊薮”美誉。一大批文化巨匠之所以出现，都得益于商丘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工商业发展了，经济繁荣了，肥硕的沃土孕育了代代英才，外地的文人墨客，名流大儒也争先恐后到商丘，颜真卿在这里留下了“八关斋”幢碑文，成为最有价值的碑刻珍品，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岑参、李贺，宋朝的秦观，明代的李梦阳等都来商丘探胜游览。

　　数千年来商丘的商业文明所衍生的都市文明，历久不衰的人文资源，奠定了商丘经济和社会的雄厚基础。商业经济的发源地商丘，又有着历史、文化、交通、区位的优越，把握好时代脉搏，资源充分开发，优势尽力发挥，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宏伟目标就会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