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商宋文化:商丘地域文化的源与流
     
 
 

    郭文佳,男,汉族,1965年生,河南省新安县人,中共党员。河南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商丘师院炎黄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商丘地区跨世纪的社会科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商丘市青年科技专家,河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商丘市钱币学会理事。

 
 

    商丘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曾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关于商丘地域文化的称谓,以前有多种说法,主要有商文化、宋文化、汉梁文化等,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一致的科学文化命名。商丘是商部落的发祥地、商朝的建立地和商业的发源地,是三商之源,商文化是商丘最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时,商丘是西周分封时宋国的授封地,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宋国文化是商丘在全国叫得响、人人共知、且没有疑义的著名文化品牌。鉴于商丘是三商之源和西周宋国的授封地,商文化和宋国文化是商丘在全国最知名的地方文化,且二者之间还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因此用商宋文化来命名商丘的地方文化不仅恰如其分,而且具有唯一性,应该是商丘地方文化最恰当称谓和科学命名。此外,宋国在西周时期是以商朝后裔的身份和地位被分封的,在某种程度上,宋国是作为商朝(商文化)的象征而存在的,当然,宋国文化也发展了商文化,商朝和宋国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扩而大之,整个商丘地域的历史文化,都可称之为商宋文化,它们都与商宋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商宋文化发展的源与流。

    今天我们从商丘的商文化、商丘的宋国文化、商宋文化的内涵和丰富内容、用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四个方面来谈谈商丘地域文化命名为商宋文化这个问题。

    一、商文化:商丘重要的知名文化品牌

    商丘是商部落的发祥地、商朝的建立地和商业的发源地,号称三商之源。商文化是商丘最重要的知名文化品牌。

    商丘是商部落的发祥地。商人的祖先相传是高辛氏的后裔,商人早期主要活动于东部孟诸泽畔的商丘附近,在不断开发这一片土地肥沃、物资丰富的薮(sou)泽地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商部落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相传简狄吞食玄鸟卵而生契,契就是商部落的始祖。《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song)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卷3))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2](卷20-3) 契因此有“玄王”之称,是商部落的始祖。

    商始祖契是位精明的部落领袖,契与大禹同时代,《史记?殷本纪》:“契兴于唐(尧)、虞(舜)、大禹之际”,“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1](卷3) 就是说契生活于尧舜禹之际,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舜将他封于商,并赐子姓。他助禹治水,消除了洪水之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任火正,筑天文台观星记时,指导农牧业生产;管理火种,为民造福,发展了火文化,被誉为火神;重视教化,积极地实施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创建了宽容和谐的社会。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从契到商汤建立商朝,商部落共传有十四代,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yu)、冥、振(亥)、上甲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成汤)。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部在鸣条(封丘东)摧毁夏朝主力,推翻夏朝统治。商部落早期的活动,尽管有不同说法,但应该主要在商丘一带,商丘是商部落的发祥地。

    商丘是商朝的建立地。夏朝末年,夏王桀残暴无道残害民众、侵夺诸侯、众叛亲离、民心不服,商汤趁夏乱而消灭夏的许多属国,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并最终灭掉了夏朝。

    商汤灭夏,首先是从进攻其邻国葛国开始的。《孟子?滕文公下》载:“汤居亳,与葛为邻。” 葛即葛伯国,在今宁陵县境内。“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3](147-148页)汤进攻葛的理由是“葛伯放而不祀”,即葛伯放纵不遵守礼法进行祭祀。商汤灭掉葛伯国之后,进一步扩大攻势,剪除夏的羽翼,削弱夏桀的势力,又先后灭掉了韦(河南滑县东)、顾(河南范县东)和昆吾(河南濮阳东南)等国。此时,商汤又以伊尹为相,举兵伐夏,取得了鸣条(河南封丘东)之战的胜利,建立了商王朝。商汤灭夏后,回师亳邑,众多诸侯前来朝会,表示臣服。商汤又向四面征伐,使商王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诗经?商颂?殷武》颂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2](卷20-4)表明汤建立的商王朝已得到众多诸侯的拥戴,颂扬他建立的赫赫武功和建商立国的丰功伟绩。 商丘是商业的发源地。契孙相土作乘马,六世孙王亥作服牛,以至于发展畜牧业,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物阜民丰,于是便出现了早期商业。王亥亲自带领商队越过黄河、济水,远去河北有易氏(今河北易县)进行交易,使商丘成为中华民族商业发源地。基于此,人们称从事交易活动的人为商人,尊称王亥为商业始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商丘考察后题词曰:“商人商业源于商丘。”

    商朝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商人不断进行迁徙,先后是仲丁迁于隞(郑州)、河亶甲迁于相(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刑(温县东)和盘庚迁于殷。但不管商人如何迁移,商部落早期源于商丘,商朝建立于商丘,商业发源于商丘是没有问题的。商代时期,中国奴隶制高度发达,文化灿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由于商朝与商丘的特殊关系,因此商文化是商丘最重要和的地域文化,是商丘在全国叫得响的知名文化品牌。

    二、宋国文化:商丘在全国叫得响的又一文化品牌

    西周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后,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目的是封建亲属,“以藩屏周”。受封者主要是周王的同姓、亲戚、功臣、古帝王之后和归附周的方国首领,其中以周王的同姓为最多。周初封国的数目,据《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4](卷4)在当时的封国中,最重要的是鲁、齐、宋、晋、卫、燕等。

    宋国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名启,因封于微邑(山东梁山西北),故名微子。他与箕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当时,微子看到商朝日趋没落,行将灭亡,曾多次劝谏纣王,但是商纣王不听从他的建议。于是,微子愤而出走,乞降于周。周公东征后,封微子启于宋,都商丘。正如《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1](卷38)

    宋国从微子启建国开始,历经西周、春秋和战国,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国伐宋,杀宋王偃,三分其地,宋亡。宋国共经历32代,享国736年。

    西周分封,封微子于宋,使殷商遗民又回到了他们的老根据地——商朝的发源和建立地,宋国也成为中原地区具有先进文化的华夏大国,在春秋时期,尽管宋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宋襄公曾想一度称霸中原,加上两次弭兵会议都在宋都召开,仍显示出宋国有不可忽视的传统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宋与齐、鲁两国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儒、道、墨三大学派的活动中心。

    宋国时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有相当快的发展。农业和水利事业相当发达,素有“八水过宋”之称。宋国境内除北有大水(黄河)南有淮河外,还有济水、睢水、汴水等河流,湖泊沼泽遍布全境,如孟诸泽、雷泽、梁山泊、微山湖、大野泽以及在今民权的大齐陂(bei)、奸梁陂和睢杞交界处的白洋陂等,气候温和,草木丰茂,适宜于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不仅能种植五谷杂粮,还能种植桑、麻、漆等多种经济作物。

    手工业方面,号称“百工居肆”的宋都已有“金、木、革、漆”等多种行业,在制陶、纺织、冶金制造和玉器加工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考工记》记载:“宋之斤(小斧头),鲁之削(书刀)”弛名华夏。[5](第20页)商业日趋繁荣,出现了商业大户,孔子的弟子子贡时常来往于宋鲁之间从事经商活动,成为最大的著名儒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宋城(今睢阳区)、定陶(今山东定陶)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著名的商业城市。齐鲁通荆楚、晋郑通吴越、燕赵通湖广,都需要通过贯穿于宋国的大道和河流,交通发达,四方商品并至而会。由此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商丘已成为区域性货物集散中心了。

    在文化上,宋国是儒、墨、道三家的活动中心。儒家始祖孔子祖籍在宋国,孔子原是殷商贵族的后代,他的父亲叫“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孔子当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牛马的“乘田”,后来当了短时间的“司空”、“司寇”。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还整理了许多古籍,修订《春秋》。他的言行被后学辑为《论语》。孔子本人也曾到宋国游说,推行自己的学说主张,对道德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肯定了人格价值。宋国是墨家始祖墨翟的故乡,在逻辑学和物理几何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诸家,并提出“兼爱”和“非攻”的重要主张。宋国也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故里。三家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庄子》一书,文辞多彩,想像宽广,寓意深刻,他的文学手法,对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宋襄公配合齐桓公举行十数次诸侯会盟,宋国大夫华元、向戎倡导的弭兵运动,都是对中华民族和平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宋国在文化上的贡献,使“商宋文化”形成了特色,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三、商宋文化的内涵和丰富内容

    “商宋文化”,有狭义的商宋文化和广义的商宋文化。狭义的商宋文化是指从商部落开始,到商朝建立,一直再到宋国,由商族在黄淮平原这片沃土上所创建的文化,他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广义的商宋文化,是指在商丘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创造的所有文化,广义的商宋文化不仅包括“商宋文化”的“源”,即商朝和宋国之前三皇五帝时代所创建的文化,也包括它的“流”,即商朝和宋国之后,自秦汉至今在商丘一带所发展起来的文化。换句话说,商宋文化是贯通古今的商丘地域文化的代称。

    商丘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已有人们的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根据考古和文化普查,睢县出土的陶扁壶,柘城出土的隐匿纺轮,夏邑出土的陶板,永城王油坊出土的陶盆陶碗,以及众多陶制农具等,都证明商丘一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距今约一万年前后,燧人氏居商,发明了人工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蛮荒状态。这是中国远古文明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工取火的发明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商丘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火源,燧人氏被称为华夏文明火祖,至今在商丘古城西南三华里处尚有燧皇陵墓遗存。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说,“商丘曾是华夏文明之火的源头之一”。

    黄帝之后的五位帝王-------颛顼、帝喾、尧、舜,也都在商丘一带留下了足迹。《晋书?地理志》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而徙邑商丘(今商丘市睢阳区南部)。”[6](卷14)《帝王纪》记载:“帝喾高辛氏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今睢阳区南)。” 《归德府志》记载的更为详细:“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喾所都之地,帝喾都亳,故葬此……有宋太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考。”[7](第910页) 据史书载,尧、舜也多在今山东西南之地繁衍生息。尧之弟契封于商丘,之子商均封于有虞。《括地志》云“宋州虞县,舜后封也”,[8](卷3《宋州?虞城县》)便是有力的证明。

    三皇五帝时期,商丘地处于黄淮两河下游中间地带,当时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远古人选择这个地方开发创业是可信的,至少可以说它是中华历史文化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人类早期在这里的活动,是商宋文化发展繁荣的活水源头。

    秦统一六国后,秦在这里置砀郡,西汉建梁国,唐设河南道,北宋划京东西路,金代随北宋旧制将京东西路改为山东西路,是直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建制。元代虽将归德府划归江南江北中书省,但其辖境仍包括宿、亳、徐、邳四州,明清时期,这里称归德府。这里广阔的地域、密切的族群关系和丰厚的文化基础,使2200多年的商宋文化的传流与发展更为灿烂辉煌。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处于大发展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商丘(永城)作为汉兴之地,汉在此置重要封国----梁国。其辖境北至今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山东冠县、河北馆陶,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南至胡(今安徽阜阳北),东至独山湖以东邹县,皆膏腴之地,为西汉大国、富国。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三百里,广招天下俊杰,文风大盛,枚乘《长发》、司马相如《子虚赋》、梁怀王太傅贾谊《治安策》《过秦论》、经学博士戴德、戴圣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焦延寿、丁宽的易学著作,皆出于梁国。今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陵墓群,有着惊世骇俗的文物发现。如此众多的典籍和胜迹遗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汉梁文化。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权纷立和南北分裂的时代,在此期间商丘地域的行政区划多有变迁。三国时期,商丘地区属魏,魏国地方政区建置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商丘隶属豫州、兖州,为梁国、陈郡、陈留国分辖。西晋政区建置基本因袭三国魏,商丘隶属豫州、兖州,为梁国、陈留国分辖,东晋时,商丘隶属兖州为梁郡。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割据,政区建置更迭频繁,商丘先后隶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北魏、北齐等,但在文化上也有新的发展。魏晋之际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玄学思潮,清谈之风盛行。梁国(今睢阳南)人杨泉,反其道而行之,深究“自然之体”和“自然之理”。他从研究天文、地理、工作、工艺、农业、医学等自然科学出发,提出了“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命题,著作有《物理论》、《太玄经》等哲学著作。此外还涌现出了以南朝骈(pian)赋大家江淹、名噪南朝的诗人江总为代表的江氏文化氏族(均系今商丘市民权县人),其著作宏富,影响甚深。江淹是南朝颇有影响的骈赋大家,历仕宋、齐、梁三个朝代,江淹才思横溢,诗赋精工倩丽,构思新颖,文风苍劲峭拔,脍炙人口,《别赋》、《恨赋》最为著名,世人有口皆碑,也为后人称道不已。江总,南朝陈大臣,文学家,善撰文,著有《江令君集》32卷。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融合迎来了隋唐经济文化的高涨,商宋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在隋代,通济渠的修筑意义重大。该渠以宋州首府宋城(今睢阳区)为要冲,西自洛水东至江苏盱眙入淮河,贯穿商宋大地数百里,河宽四十步,两岸筑路,杨柳成行,龙舟来往如梭,成为联络南北的纽带,对当时和以后唐宋两代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此外,张巡、许远在睢阳誓死抵抗安史叛军,有力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使叛军无法越城以掠夺江淮财赋,为后来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此外,李白“十载客梁园”,以及杜甫,高适的梁宋之游,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给商丘带来盛唐诗风,带来了文化繁荣。

    宋朝时,商丘作为赵匡胤的发迹地,大宋王朝称号的起因地,其政治地位更加突出,不可替代。后来商丘成为北宋应天府、陪都南京,宋高宗赵构也在此即帝位,都说明了商丘在宋代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宋朝建立时,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治所在宋州,所以国号为“大宋”。同时,北宋统治者认为宋朝的建立是顺应了天命,于是宋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年)改宋州为应天府。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一起作为宋朝的三大陪都,三大陪都与东京开封,合称四京。正因为商丘是北宋的京城之一,才有后来宋高宗在商丘即帝位情况的出现。商丘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宋朝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兴学重教,堪称北宋之最。晏殊知应天府,在戚同文讲学处和曹诚筑学府的基础上繁荣了应天书院,尤其邀请范仲淹任主教,使应天书院达到了辉煌的境地。应天书院居当时是全国四大书院(嵩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之首,庆历三年(1043年),又升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高于一般地方学校,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材。在此攻读五年又在此执教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为母服丧,写下了万言奏章《上执政书》,官至参知政事。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9]的高贵品德,成为后代文人学士为人做官的座名铭。天下奇才张方平从应天书院走出后,一直在朝廷工作,官至三司使,总揽了北宋朝的经济大权,针对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政治主张,有力地配合了范仲淹的革新,著作有《玉堂集》二十卷,《乐全集》四十卷。在应天书院的影响下,一时中原学风大振,北宋时应天书院仅给应天府培养的人才,《宋史》中有记录的进士有30人,《宋史》中有传记的名人达38人。其中代表性的如名臣兼学者赵概,硕学名儒教育家戚纶和王砺、王洙父子,文学家王尧臣,著名经学家程迥(jiong),著名医学家王贶(kuang)等一大批文人学士。他们的著作颇丰,为商宋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商丘地域文化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期。首先这里经济发达,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普遍推广。明代商丘已成为产棉区,绵织业和纺织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手工业出现了四坊——酒坊、油坊、糖坊、豆腐坊和八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窖匠、铁匠、铜匠、银匠、扎彩匠,还出现了木板印刷,经济生活有了新的提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丘成为全国粮食行业主要交易中心之一,黄河、惠济河、涡(guo)河各码头都设有粮油贸易市场。此外教育事业尤为兴盛。各县均设立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人才济济,名宦辈出。商丘涌现出了宋纁、沈鲤、侯恪、吕坤、杨东明、汤斌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宦人物,以致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的俗谚。清顺治到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进士者达170人,为当时全省中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学术研究之风甚浓,各种著述多达122部。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以侯方域、宋荦为代表的雪苑文化尤为突出。宋荦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名,清代第一诗人王士贞评价他的诗“无愧于风雅之意”。侯方域的诗文在当时享有更高的声誉,他与汪琬、魏禧被誉为明末清初“古文三大家”,为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用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商丘号称三商之源,是商部落的发源地、商朝的建立地和商业的发祥地,商文化是商丘在全国最重要的知名文化品牌。同时,商丘又是西周分封时宋国的受封地,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宋国文化是商丘在全国叫得响、人人共知的又一著名文化品牌。因此,把商文化和宋国文化这两大商丘在全国有名的地方文化合起来称谓商丘地方文化,使商丘地方文化的命名具有代表性、地域性、科学性和惟一性,同时他还有助于宣传商丘、推介商丘,提高商丘的知名度,提升商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层次。

    第一,商文化和宋国文化是商丘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化品牌,是商丘地方文化的代表和精华,用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方文化具有代表性。

    第二,用商宋文化来命名商丘地方文化具有科学性和惟一性。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惟一性,是因为如果仅用商文化来命名商丘地方文化,则由于尽管商丘是三商之源,但商朝建立后由于不断迁徙,先后在郑州、偃师、安阳等地建都,所以商文化不仅商丘有,郑州、安阳也有,因此仅用商文化来称谓商丘地方文化不具有惟一性,也不科学,容易产生歧义。如果用宋国文化来命名商丘地方文化,但毕竟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影响有限,且存在时间也较短,无法代表全部商丘地域文化。如果把商文化和宋国文化二者合起来用商宋文化来命名商丘地方文化,则不仅可以使商丘地域文化的命名恰如其分,非常科学,且具有惟一性,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产生歧义,应是商丘地方文化的科学称谓。

    第三,用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方文化,并不意味着商丘地方文化就仅仅是指商朝文化和宋国文化,他是以商宋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商丘的历史文化,商宋文化是商丘地方文化的代名词。

    第四,用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域文化,不仅可以规范商丘的地域文化命名,而且还有助于宣传商丘、推介商丘,有助于提高商丘的知名度,提升商丘文化品位和文化层次。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戴吾三编著.考工记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6]房玄龄.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杨子建、莫振麟点校.归德府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8]李泰.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9]范仲淹.岳阳楼记[A].范文正公集(卷7)[M].四部丛刊初编本.

商丘论坛

 

豫ICP备05019403号   

主管: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 主办: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网站联系电话:0370-2628098